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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章 父子夜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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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砚洲在矿上待到很晚。

他和爷爷在办公室里坐了两个多小时,聊了矿上的事情、加工厂的事情、县里的形势、煤炭的价格。陈广厚话不多,但每一句都说在点子上。他说今年煤炭价格涨了,一吨能卖到三十五块钱,比去年涨了五块。他说县里其他几个煤窑也在扩产,王家去年新开了一个井口,赵家买了新设备,大家都在抢市场。他说环保局来检查过两次,说矿上的煤灰太大了,要求整改。

陈砚洲听完,在心里把这些信息串起来。煤炭价格上涨、大家都在扩产、环保开始收紧——这三件事放在一起,指向一个结论:煤炭行业的黄金期要来了,但随之而来的是竞争加剧和政策风险。

“爷爷,您还记得我跟您说过的‘规模效应’吗?”陈砚洲问。

“记得。”

“现在就是扩产的好时机。价格上涨,需求旺盛,谁先扩大规模,谁就能抢到最大的那块蛋糕。”

“钱呢?”陈广厚问,“扩产要钱,买设备要钱,挖新巷道要钱。钱从哪来?”

“从银行来。”

陈广厚看了他一眼。“银行肯借钱给咱们?”

“肯。”陈砚洲说,“煤炭价格在涨,矿上的利润在增加,银行看得到。只要咱们能拿出一个可行的扩产计划,银行会愿意借。”

陈广厚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确定?”

“我确定。爷爷,您要是不放心,等我回合肥之后,写一个计划书寄回来。您拿着计划书去县里的银行谈,就说少年班的大学生帮着做的,他们信。”

陈广厚没有立刻答应,但他没有拒绝。在陈广厚的词典里,没有拒绝就意味着同意。

从矿上回家的路上,天已经全黑了。土路上没有路灯,只有自行车前轮上那盏磨电灯发出昏黄的光,照不了多远。陈砚洲骑在前面,陈广厚跟在后面,祖孙俩一前一后,谁也没说话。路两边是黑黢黢的枣树林,风吹过来,树叶沙沙响,像有人在低声说话。

到家的时候,王桂兰和李秀兰已经睡了。陈建国还坐在堂屋里,面前放着一壶茶,显然在等他们。看到陈广厚进来,他站起来,叫了一声“爹”。

陈广厚摆了摆手,示意他坐下。他坐到太师椅上,端起茶壶,发现茶已经凉了。陈建国连忙去灶房提了一壶热水来,给茶壶续上。陈广厚吸了一口热茶,靠在椅背上,闭上了眼睛。

陈砚洲也坐下了。他知道爷爷有话要说,但不是现在。爷爷闭着眼睛的时候,就是在想事情。

过了大约十分钟,陈广厚睁开眼睛。

“建国,你明天去一趟县里,找一下农行的刘主任,问问他贷款的事。”

“贷款?”陈建国愣了一下,“咱家要贷款?”

“对。扩产。”

“扩产要多少钱?”

“不知道。让砚洲算。”

陈砚洲在心里快速算了一笔账。新开一个井口,买一套新设备,挖一条新巷道,再加上配套的通风、排水、运输系统,最少要三十万。三十万,在1993年是一笔巨款,够在县城买十套房子。

“最少三十万。”他说。

陈建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“三十万?咱家一年也赚不了这么多。”

“所以才要贷款。”陈砚洲说,“用银行的钱赚钱。赚了钱还银行,剩下的就是自己的。”

“万一亏了呢?”

“不会亏。”陈砚洲说,“煤炭价格还会涨,至少涨五年。”

陈建国看着他,又看了看陈广厚,发现两个人的表情都很平静。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说“煤炭价格还会涨五年”,他的父亲觉得这是天方夜谭,但他的爷爷居然在认真听。

“爹,您真打算听砚洲的?”陈建国问。

“他的主意,哪一次错过?”陈广厚反问。

陈建国张了张嘴,想找出一次反驳的例子,但想了半天,一个也没找到。三岁画矿道图、五岁跳级、八岁看出供销商的报价漏洞、十岁考上少年班、十一岁帮家里联系红枣销路、十三岁拿全国数学竞赛第三名——这个孩子说的每一件事,最后都对了。

“行吧。”陈建国说,“明天我去县里问问。”

陈广厚点了点头,站起来,端着茶壶回屋了。堂屋里只剩下陈建国和陈砚洲父子俩。

灯光昏黄,照在两个人的脸上。陈建国坐在对面,手里端着一杯茶,但没有喝。他看着儿子,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
“砚洲,”他开口了,“你在合肥这三年,爸没去看过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不是不想去,是矿上走不开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爷爷身体不好,矿上的事不能全压给他。你二叔那个人,你也看到了,他能把自己那一摊管好就不错了。爸只能一个人顶两个人用。”

陈砚洲没有说话。他听出了父亲话里的意思——不是解释,是道歉。一个四十岁的父亲,在向一个十三岁的儿子道歉,因为三年没去看他。

“爸,我不怪您。”陈砚洲说。

陈建国低下头,看着手里的茶杯。杯里的茶已经凉了,但他还是端起来喝了一口。

“你小时候,爸没怎么管过你。”他说,“你读书的事,是你爷爷在管。你考少年班的事,也是你爷爷在管。爸除了给你寄钱,什么都没做。”

“您做了。”陈砚洲说,“您把矿上的事管好了,爷爷才能有空管我。您把家里的钱赚够了,我才能去合肥读书。您做的那些事,我小时候不懂,现在懂了。”

陈建国的眼眶红了。他没有哭——他不是那种会哭的人——但他的眼眶红了。

“砚洲,爸对不起你。”

“您没有对不起我。”

“你妈想你想得哭,爸也想你。但爸说不出口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父子俩沉默了一会儿。窗外的枣树上,蝉叫得正欢。夏天的夜风吹进来,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。

“爸,”陈砚洲说,“我有个事想跟您说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关于二叔。”

陈建国的表情变了一下。“你二叔怎么了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