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2章 最高层的深夜长谈与共识形成

  1964年10月15日，深夜十一点。

  中南海某处院落，书房的灯还亮著。窗外是北平秋夜特有的寂静，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警卫员换岗时压低的口令声。

  房间里烟雾繚绕。三位老者围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案旁，案上摊开著那份《关於若干歷史经验的建议》。菸灰缸里已经堆满了菸蒂，茶水续了不知几遍，顏色都淡了。

  坐在主位的是一位头髮花白、面容清癯的老者，戴著一副老花镜，手指轻轻敲击著桌面。他是计委的徐副主任，也是杨厂长那位“老领导”的上级。

  左边那位略胖些，头髮梳得一丝不苟，是工业部的李部长。右边那位戴眼镜、气质儒雅的，是科委的刘副主任。

  “这份东西，你们都看过了。”徐副主任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说说看法。”

  李部长先说话，语气直接：“写得很用心，看得出是深入基层观察过的。特別是关於保护生產力、减少非生產性干扰那部分，我深有同感。去年我去东北调研，一个机械厂的厂长跟我诉苦，说一个月开了二十八次会，工人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。”

  “但有些话太直。”刘副主任推了推眼镜，“比如『当国家把精力集中在建设上时，日子就好过；当陷入无谓的內耗时，人民就受苦。』这话虽然对，但容易被人抓住把柄。”

  徐副主任点点头，翻到建议书的后半部分：“技术发展的部分呢？你们怎么看？”

  “这部分很专业。”刘副主任认真地说，“集成电路、电子计算器、数控工具机……这些確实是世界技术发展的方向。作者对国际技术动態很了解，不是闭门造车。”

  李部长补充道：“而且他提的路径很务实——香港试验，內地发展。不是一上来就要搞大跃进，而是小步快跑，积累经验。这思路对。”

  “但香港那个地方……”徐副主任沉吟，“敏感啊。”

  “正因为敏感，才要更灵活地利用。”李部长说，“作者说得对，香港是窗口，我们不能因为怕脏就不开窗。关键是怎么开，开多大。”

  三个人都沉默了。房间里只有墙上的掛钟滴答作响。

  过了好一会儿，徐副主任问：“这个『王恪』，背景查清楚了？”